东西问｜邹骥：全球能源转型，中国发挥何种作用？

去年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(COP28)，完成了《巴黎协定》下的首次全球盘点，向国际社会发出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信号。但全球绿色转型仍然面临挑战。

2023年11月30日-12月12日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28次缔约方大会(COP28)在迪拜举办期间，在绿区的一个展区内，举办方通过游戏的方式，寓教于乐，表达气候改善需要共同合作，人与自然需要平衡，提醒人们地球就在人类手中。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

今年11月，COP29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，各国将就进一步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寻求共识。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，能源转型是否面临安全顾虑上升的挑战？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？近日，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就上述问题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性增加，绿色转型面临压力和挑战。能源转型会否增加能源安全风险？

邹骥：首先需要辨别对“安全”的关注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，特别是当它与绿色转型和能源转型对立时。我会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回答：这是假命题。

目前，油气等化石能源并不能代表“安全”，特别是在地缘政治背景下，化石能源进口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。对中国和大多数国家而言，可再生能源是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能源。虽然在建立初期，可再生能源体系面临众多挑战，但一旦建立成型，路会越走越宽阔，因为太阳能、风能都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所以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，正是为了解决安全问题。

在谈论安全观时，我们认为出于安全考虑需要迅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，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不安全因素。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前景，并且具有一定现实基础。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并不对立，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越快，就能越早实现能源安全。

中新社记者：中国在世界能源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近年来中国扮演的角色是否发生变化？

邹骥：中国于1992年参与缔结了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，当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(GDP)不到1000美元，尚属中低收入国家。当时的中国，还没有大量建设重要基础设施，需要发展，也就需要拥有排放权。

2019年，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0美元，人均GDP增长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完全不同。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，经济增长的动能和支柱产业发生变化。未来，中国将主要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如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制药、芯片、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支持经济发展。中国居民的收入增加正逐渐与排放脱钩，能源弹性和碳弹性都在下降。如今我们希望享受更好的环境，进而也更加关注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。

9月1日，四川成都，比亚迪展馆内的仰望U9纯电车吸引参观者。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

当前，世界范围内以新能源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发生。过去十年间，中国光伏成本降低了约80%，为中国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，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逐步凸显。今天中国在世界能源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已非空谈，而是有企业、技术、成本，和已经实现几万亿元人民币级别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现实。

中新社记者：在全球绿色转型中，中国还能在哪些方面作出进一步切实贡献？

邹骥：截至今年7月，中国风光装机合计达到12.06亿千瓦，提前6年实现既定目标。中国正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实质性推动作用，且应更积极地向前发展。

“小院高墙”和破坏遏制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，反而是应当合作解决日益迫切的全球气候问题。中国拥有不断发展的绿色产业，是绿色转型有力的践行者和实施者，有责任和能力为全球范围内的绿色转型作出更大贡献。

6月13日，航拍位于江西九江瑞昌市洪下乡的蜈蚣山风电场。魏东升 摄

中新社记者：未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有哪些合作与讨论空间？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何种作用？

邹骥：根据国际能源署(IEA)报告，2023年，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超过全球的一半。除中国外，世界其他国家需在2030年前的剩余时间内，将年均增速提高36%才能实现设定目标。报告指出，即使所有国家都全面落实当前目标，世界距离到2030年，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至11000吉瓦以上的目标仍差30%。

气候问题如此严峻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行动，加速相关领域发展。气候雄心不能是空中楼阁，而应建立在可行的实施基础之上。中国的光伏、风能、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迅速，奠定了全球绿色转型的产业基础。

中国有信心，也具备条件来实现气候目标，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为此作出贡献，依据科学技术原理，遵循市场逻辑，倡导可持续发展伦理价值，将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相融合。同时，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，各国需加强合作，共同推动《巴黎协定》进程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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